今天看了一篇好文章，覺得很值得我克服長久以來對中文寫作的無名恐懼及的而且確字字艱辛的書寫困難而轉載一我極欣賞及敬重的作家的文章。下面便是這不說自明的作家及其文章：
無用的知識帶來創新意念——《無用之用》 李怡
人類社會越來越重視所謂有用的知識，而輕視表面看來無用的文學藝術和人文科學。這種對務實的盲目追求，無法帶來任何真正的知識或精神的質變，而只有在追求「無用」知識的滿足中，才能讓人的自由精神與能力獲得解放。
人類的求知世界，越來越趨向實用性。所謂實用性，就是被認為「有用」的知識。中學成績好的學生，大學選科大都選這種「有用」的專業學科，比如醫學、法律、 商科等等；而文學、哲學、藝術等就被認為是「無用」的學科。歐洲知名學者、文學教授諾丘・歐丁（Nuccio Ordine）否定這種世俗的觀念，在一本叫做《無用之用》的書中，引領我們重新思索「無用的實用性」及「實用的無用性」。
作者指出，人類對於物欲的執迷，以及對務實的盲目追求，無法帶來任何真正的知識或精神的質變，更會導致人類知性能力的衰退。世俗所謂「實用性」，是把人文 主義思想──或更廣泛的把所有無利可圖的知識──視為無用，但正是這許多被視為「無用」的知識，在追求「無用」的滿足中，才能讓人的自由精神與能力像天馬 行空般獲得解放。這就是「無用的實用性」。在這個功利主義宛如僅有的指南針、利己主義彷彿是最後的指望的世紀，我們應當明白：「無用的實用性，就是生命、 創造、愛和欲望的實用性。」就是表面完全脫離實用目的的知識所具有的實用觀念。
純理論研究帶來真實成果
有些知識的目的就是知識本身，也正因為它們的本質無求於、並自外於一切務實和商業的考量，才能在人類的精神養成、文明與公民素質的提升等方面扮演一定的角 色。講求利益的結果是徹底摧毀了各個知識機構（學校、大學、研究中心、實驗室、博物館、圖書館），以及各個學科（人文的和科學的），這些機構和學科的價值 原本應是為了知識而知識，應獨立於任何生產直接效益、實際利潤之外。當然，博物館或考古遺址也經常吸取可觀的利益，但它們的存在與否並不是由它們的總收入 來決定的，它們是社會群體必須不計一切代價死守的寶藏。這是為什麼在經濟危機時也不該胡作非為，無論危機如何蔓延，也不該任由樽節政策碾碎一切無用之物。
主流的實用性為了單純經濟利益，正逐步扼殺過去的記憶、人文科學、古典語言、文化教育、研究自由、創造力、藝術、批判思考，甚至是文明的基本條件，而這些 條件原本是人類一切活動的地平線。盧梭早已說過：「古代的政治不斷談論品格與美德；我們的政治只談買賣和錢。」無法增進利益之物因而被視為不必要的奢侈， 被視為某種阻礙，或是有害的浪費時間。「所有不實用的東西都遭到鄙視」，因為實用主義者認為「時間要精準掌控，不容絲毫浪費於沉思冥想」。這種趨勢，會對 人類文明帶來災難性的後果。
《無用之用》一書，收錄了美國教育家弗萊克斯納（Abraham Flexner）寫於一九三七年的一篇文章〈無用知識的用處〉。文章由幾個偉大的發明故事串連而成，這些故事告訴我們，早年科學研究因為缺乏實用意圖而被 認為最無用的東西，最後卻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應用於從遠距通訊到電力工程等領域。弗萊克斯納證明，科學上無用之用的例子不勝枚舉。為了捍衛知識與研究的自 由和自主，科學家的純理論研究過去扮演了關鍵的角色，至今依然如此。
從蠻性過渡到人性的舉動
歐丁儘管與弗萊克斯納相隔近百年，但兩人的主張卻相互應和。他們不約而同檢視人們對於「實用」的概念是否過於狹隘，證明無用之用的例子不勝枚舉。
早在公元前四世紀，智者莊子已經注意到這個問題了。在他最主要的著作裡—其中探討了自然、流變、生活之道等問題—這位中國哲學家多次觸及無用這個命題。
例如，藉由冥想一棵百年老樹的例子——「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正因為這棵樹無用，它才能長成大木。聖人不也是這樣一棵無用之木！）。他指出，其他 樹木正因為有用，才遭到砍伐。接著，他在一段和惠子的簡短談話裡指出人們對於無用的重要一無所知，卻還自以為瞭解什麼東西有用：
惠子說：「您的話一點用都沒有。」（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
莊子回答：「知道無用，才能談有用是什麼。」（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
日本作家岡倉天心則是因為發現了無用，使他找到了蠻性得以過渡到人性的環節。在他的《茶之書》（一九○六年初版）裡，有個令人拍案的章節討論到花，他說： 當原始人第一次替他的女伴戴上花環，他便跨越了野蠻人的階段。透過這個舉動，人類忽然抓住了一個機會，被提升到自然的基本需求之上，他變成了人。領會到無 用的妙用，使人進入了藝術的王國。
意大利作家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告訴我們，對於人類來說，沒有什麼比「表面上無利可圖、可有可無的活動」更為重要的了：人類所從事的一些活動，表面上完全無利可圖，除了 娛樂和解決一道難題的滿足感之外不為其他，這些活動經常會出人意料的在某個領域顯得至關重要，並產生影響深遠的結果。對於詩和藝術是如此，對於科學和技術 亦然。
卡爾維諾還提醒我們，我們不是因為經典能夠用來做什麼而閱讀經典：我們閱讀經典，因為閱讀經典是一種享受，因為穿越經典是一種旅行，因為我們迫不及待的渴望認識，渴望認識自己。
羅馬尼亞著名劇作家尤涅斯科（Eugene Ionesco）說：「詩、想像與創作的需求，是如呼吸一般的基本需求。」正是在這些被視為多餘的活動裏，我們才能獲得力量，為一個更美好的世界而思考， 為一個烏托邦的計劃去耕耘、去緩解──甚至消除──像鉛塊一樣重壓著我們良知的許多不義與不公。他說：現代人普遍都是急迫的人，沒有時間，是需求的囚犯， 他們不明白居然有東西可以沒有用，他們更是徹底不明白，有用可以是一種沉重而無用的負擔。「無用帶來對我們而言最有用的東西──那就是不抄捷徑、不趕時間 的創造，讓我們越過社會所編造的幻影」。
李怡先生今年八十歲，<從心所欲不逾矩>已十年，一生經歷了無數中國近代重大而驚心動魄的歷史事件，從未間斷地為他所認為的真理而發言，故他這篇文章提及的概念就顯得特別值得我們深思了。老子早說過有無相生(老子 二章)，反者道之動(老子 四十章) 的宇宙規律。現在不論中國及其他努力趕搭資本主意尾班車的古老文明，不顧一切的拋棄其固有的文化，不斷將其大專的傳統人文科目如文學、歷史、哲學、藝術等培育我們右腦功能的學科縮減，使我們的政府官員，除了經濟持續增長及相關的政治手段外，甚麼也不懂，甚麼也不認為是值得"浪費"他們的時間，一切均以短期利益為上，不假思索地認為多量便能轉化為質的改善，完全沒想到精緻文化及創新思維是必需時間才能成功發酵醞釀成有價值的概念，長此下去，我們還能有新思維、新創見嗎？
我們的政府首長, 包括教育局長知否在法國、義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國，在中學便把哲學列為必修，而德國、瑞士、瑞典等國，則列為選修科，如知道，他們是否認為教授我們的下一代哲學式的思考方法是"浪費"時間及資源? 看看在香港社交網站就眾多有爭議性的社會,宗教, 道德, 性別歧視或政改問題討論的留言素質，我們是否需要讓我們的下一代接受哲學式思辯訓練這一問題的答案，不是躍然於紙或電子屏嗎? 反思這問題的時刻是否早已到達?我們是否必要等到十一小時才開始啟動我們的前額葉皮層的機制?
無用的知識帶來創新意念——《無用之用》 李怡
人類社會越來越重視所謂有用的知識，而輕視表面看來無用的文學藝術和人文科學。這種對務實的盲目追求，無法帶來任何真正的知識或精神的質變，而只有在追求「無用」知識的滿足中，才能讓人的自由精神與能力獲得解放。
人類的求知世界，越來越趨向實用性。所謂實用性，就是被認為「有用」的知識。中學成績好的學生，大學選科大都選這種「有用」的專業學科，比如醫學、法律、 商科等等；而文學、哲學、藝術等就被認為是「無用」的學科。歐洲知名學者、文學教授諾丘・歐丁（Nuccio Ordine）否定這種世俗的觀念，在一本叫做《無用之用》的書中，引領我們重新思索「無用的實用性」及「實用的無用性」。
作者指出，人類對於物欲的執迷，以及對務實的盲目追求，無法帶來任何真正的知識或精神的質變，更會導致人類知性能力的衰退。世俗所謂「實用性」，是把人文 主義思想──或更廣泛的把所有無利可圖的知識──視為無用，但正是這許多被視為「無用」的知識，在追求「無用」的滿足中，才能讓人的自由精神與能力像天馬 行空般獲得解放。這就是「無用的實用性」。在這個功利主義宛如僅有的指南針、利己主義彷彿是最後的指望的世紀，我們應當明白：「無用的實用性，就是生命、 創造、愛和欲望的實用性。」就是表面完全脫離實用目的的知識所具有的實用觀念。
純理論研究帶來真實成果
有些知識的目的就是知識本身，也正因為它們的本質無求於、並自外於一切務實和商業的考量，才能在人類的精神養成、文明與公民素質的提升等方面扮演一定的角 色。講求利益的結果是徹底摧毀了各個知識機構（學校、大學、研究中心、實驗室、博物館、圖書館），以及各個學科（人文的和科學的），這些機構和學科的價值 原本應是為了知識而知識，應獨立於任何生產直接效益、實際利潤之外。當然，博物館或考古遺址也經常吸取可觀的利益，但它們的存在與否並不是由它們的總收入 來決定的，它們是社會群體必須不計一切代價死守的寶藏。這是為什麼在經濟危機時也不該胡作非為，無論危機如何蔓延，也不該任由樽節政策碾碎一切無用之物。
主流的實用性為了單純經濟利益，正逐步扼殺過去的記憶、人文科學、古典語言、文化教育、研究自由、創造力、藝術、批判思考，甚至是文明的基本條件，而這些 條件原本是人類一切活動的地平線。盧梭早已說過：「古代的政治不斷談論品格與美德；我們的政治只談買賣和錢。」無法增進利益之物因而被視為不必要的奢侈， 被視為某種阻礙，或是有害的浪費時間。「所有不實用的東西都遭到鄙視」，因為實用主義者認為「時間要精準掌控，不容絲毫浪費於沉思冥想」。這種趨勢，會對 人類文明帶來災難性的後果。
《無用之用》一書，收錄了美國教育家弗萊克斯納（Abraham Flexner）寫於一九三七年的一篇文章〈無用知識的用處〉。文章由幾個偉大的發明故事串連而成，這些故事告訴我們，早年科學研究因為缺乏實用意圖而被 認為最無用的東西，最後卻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應用於從遠距通訊到電力工程等領域。弗萊克斯納證明，科學上無用之用的例子不勝枚舉。為了捍衛知識與研究的自 由和自主，科學家的純理論研究過去扮演了關鍵的角色，至今依然如此。
從蠻性過渡到人性的舉動
歐丁儘管與弗萊克斯納相隔近百年，但兩人的主張卻相互應和。他們不約而同檢視人們對於「實用」的概念是否過於狹隘，證明無用之用的例子不勝枚舉。
早在公元前四世紀，智者莊子已經注意到這個問題了。在他最主要的著作裡—其中探討了自然、流變、生活之道等問題—這位中國哲學家多次觸及無用這個命題。
例如，藉由冥想一棵百年老樹的例子——「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正因為這棵樹無用，它才能長成大木。聖人不也是這樣一棵無用之木！）。他指出，其他 樹木正因為有用，才遭到砍伐。接著，他在一段和惠子的簡短談話裡指出人們對於無用的重要一無所知，卻還自以為瞭解什麼東西有用：
惠子說：「您的話一點用都沒有。」（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
莊子回答：「知道無用，才能談有用是什麼。」（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
日本作家岡倉天心則是因為發現了無用，使他找到了蠻性得以過渡到人性的環節。在他的《茶之書》（一九○六年初版）裡，有個令人拍案的章節討論到花，他說： 當原始人第一次替他的女伴戴上花環，他便跨越了野蠻人的階段。透過這個舉動，人類忽然抓住了一個機會，被提升到自然的基本需求之上，他變成了人。領會到無 用的妙用，使人進入了藝術的王國。
意大利作家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告訴我們，對於人類來說，沒有什麼比「表面上無利可圖、可有可無的活動」更為重要的了：人類所從事的一些活動，表面上完全無利可圖，除了 娛樂和解決一道難題的滿足感之外不為其他，這些活動經常會出人意料的在某個領域顯得至關重要，並產生影響深遠的結果。對於詩和藝術是如此，對於科學和技術 亦然。
卡爾維諾還提醒我們，我們不是因為經典能夠用來做什麼而閱讀經典：我們閱讀經典，因為閱讀經典是一種享受，因為穿越經典是一種旅行，因為我們迫不及待的渴望認識，渴望認識自己。
羅馬尼亞著名劇作家尤涅斯科（Eugene Ionesco）說：「詩、想像與創作的需求，是如呼吸一般的基本需求。」正是在這些被視為多餘的活動裏，我們才能獲得力量，為一個更美好的世界而思考， 為一個烏托邦的計劃去耕耘、去緩解──甚至消除──像鉛塊一樣重壓著我們良知的許多不義與不公。他說：現代人普遍都是急迫的人，沒有時間，是需求的囚犯， 他們不明白居然有東西可以沒有用，他們更是徹底不明白，有用可以是一種沉重而無用的負擔。「無用帶來對我們而言最有用的東西──那就是不抄捷徑、不趕時間 的創造，讓我們越過社會所編造的幻影」。
李怡先生今年八十歲，<從心所欲不逾矩>已十年，一生經歷了無數中國近代重大而驚心動魄的歷史事件，從未間斷地為他所認為的真理而發言，故他這篇文章提及的概念就顯得特別值得我們深思了。老子早說過有無相生(老子 二章)，反者道之動(老子 四十章) 的宇宙規律。現在不論中國及其他努力趕搭資本主意尾班車的古老文明，不顧一切的拋棄其固有的文化，不斷將其大專的傳統人文科目如文學、歷史、哲學、藝術等培育我們右腦功能的學科縮減，使我們的政府官員，除了經濟持續增長及相關的政治手段外，甚麼也不懂，甚麼也不認為是值得"浪費"他們的時間，一切均以短期利益為上，不假思索地認為多量便能轉化為質的改善，完全沒想到精緻文化及創新思維是必需時間才能成功發酵醞釀成有價值的概念，長此下去，我們還能有新思維、新創見嗎？
我們的政府首長, 包括教育局長知否在法國、義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國，在中學便把哲學列為必修，而德國、瑞士、瑞典等國，則列為選修科，如知道，他們是否認為教授我們的下一代哲學式的思考方法是"浪費"時間及資源? 看看在香港社交網站就眾多有爭議性的社會,宗教, 道德, 性別歧視或政改問題討論的留言素質，我們是否需要讓我們的下一代接受哲學式思辯訓練這一問題的答案，不是躍然於紙或電子屏嗎? 反思這問題的時刻是否早已到達?我們是否必要等到十一小時才開始啟動我們的前額葉皮層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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